《千里访古运》是一本纪实类的文化著作。作者对大运河沿途的考察调研，对人情风土的描写，再现了大运河的风貌。

　　作者撰写该书源于她初见国画长卷《京门九衢图》。该长卷对老北京历史文化的记载之详细，工程之浩大，深深感动了她。之后，她参与《古运回望图》的创作。这两部长卷是在领导专家指导和支持下，北京大运河翰林文化开发中心组织制作完成。

　　如果说《古运回望图》是用国画描绘古运河全貌，那《千里访古运》则是用笔来描述大运河的沧桑历史。

　　此处对《千里访古运》进行连载，以飨读者。

　　缘起 　

　　2002年冬天，作者在北京大运河翰林文化开发中心，意外地看到了刚竣稿的国画长卷《京门九衢图》，该作品完整而形象地描述了康乾盛世时期的老北京二十道城门及风土人情。作者才知道老北京城分为外九内七皇城四二十道城门，每道城门，又各有不同的功用等。

　　后来，作者采访了谷建华先生。也正是这次采访，系结了作者和翰林文化开发中心一次合作之缘——继《京门九衢图》之后，翰林文化开发中心又着手系列历史文化工程另一个项目——《古运回望图》的运作，作者即有幸成为这项工程的创作者之一。《古运回望图》是以反映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漕运文化及风土人情为主题的又一国画巨制，画的内容将展现大运河纵跨廿十四个省，两个直辖市的自然全貌。这部作品，无论从经济、人力的投入，还是从作品所表现的内涵及画幅长短，其规模都远远超过了《京门九衢图》，从而也具有更深、更广、更远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此作的主创者有刘克宁、刘振源、朱振芳和史慧芳等几位中年画家，他们也是《京门九衢图》的主创人员。如果说他们将用画笔来描绘古运河全貌，作者则是用笔来描述大运河的沧桑历史。

　　一如作者生活在北京多年，曾一度不知北京多少道城门、和城门到底都啥样；土生土长老老少少的中国人，一定也会有很多人不知京杭大运河在哪里？有多长？其功用……所以作者要画大运河，要写大运河，不论哪一种艺术表现形式，都是出于同一种目的：让世人记住大运河，珍惜大运河！因为它不仅是一条河流，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它和长城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的结晶。

（《古运回望图》中漕运盛况）

　　漕运

　　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是不劳而食的。广大农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封建社会的军队是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活机器”，他们在和平时期虽也屯田，但更多的衣食住行、特别是战时所需，无不仰仗农民们的血汗果实。但地有肥薄，人有贫富，历史上王朝宫庭军队等的消费开支，主要来源于繁荣地域的田租赋税与物质的朝贡。一毛不拔的地方，再酷的剥削者，也是剥削不出油水来的。有毛可拔的地方，统治者会尽可能地多拔毛。毛多的地方，自然也最吸引王朝权贵们的眼球，相对于北方，江南地区即是最招皇帝老儿及其膀臂们青睐的“多毛之地”。江南好，江南的山好、水好、土肥、人也勤劳，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辅之以人民的智慧，再加上战乱多在北方，所以，相对和平的江南，经济发展得迅速而丰裕，成为北方朝廷所需物品的主要供应地。把以粮食为主、兼包括其他京师所需物品，从南方运到北方的过程，即称为“漕运”。

（通州区原区委副书记张文山等领导观看《古运回望图》）

　　南物北调，需要不少的人力和物力。在过去科学技术不发达、交通工具有限且受诸多人文、自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的情况下，就运输方式而言，水运好于陆路运输，而纵横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一如时势所造的英雄，欣然挑起了南货北运的历史重任。历史上，把这种南方物资运往北方京师供给朝廷的运输方式，称之为漕运。站在漕运的历史作用角度来讲，说大运河是历代王朝的经济黄金线、是王朝统治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一点都不为过。

　　宋代著名理财家张方平在《论卞河》一文中说：“今日之势，国依兵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今年内仰食于官司禀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等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重至急。有食则民安，京师可立；卞河废，则大众不可聚。”由此可见漕运之与国家的重要、大运河之与漕运的重要。

　　说起漕运，好像是明清时期特有的事。但据史书记载，漕运早在秦汉时代就已出现了。只是随着封建经济、政策发展的需要，漕运不断地发展。至明清时期，才发展到鼎盛而已。

（《古运回望图》创作研讨会上主创人员积极探讨）

　　隋文帝定都大兴城后，为了保证京师用粮，首创了“筑库储漕粮”的方法。隋炀帝即位后，政治中心东移，并在东都洛阳设立官司分职，招募大批皇室王公和百官僚佐们迁入，驻防军队也随之猛增。洛阳的人口急剧增多后，粮食消耗和其他物资消耗也变得非常之大。为了满京师的粮食需求，以便漕运仓储，隋炀帝便下令在洛阳附近的运河岸边大肆建置粮仓。当时的仓窖及储粮之数额，远远超过了文帝时所建置的储仓之和！隋代漕运虽然还没有现成的法律法规可遵循，但他们开渠筑仓，通漕积储，却为后代的漕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唐宋时期，长安、洛阳、开封这些都城的皇粮，也都是经由京杭运河运输的。据史料记载：唐代每年转运漕粮，三年间即从20万石一下增至7万石！北宋时，北运漕粮则将近800万石！明清时期数量虽有所降，但也有400万石左右。清代，仅是在通州，光是运粮的漕船，每年就约有两万多艘，而拥运漕粮的官兵则达12万人次之多。除漕粮以外，大凡朝廷所用的物资，如丝绸、食品、瓷器、建筑材料等，也列属于漕运物品。

　　相对于陆路运输，漕运虽然快捷，且成本低，但也受制于运河的水位高低。道理很简单，水位浅时，船的吃水线受限，载量自然很小，而且有的水段船要搁浅，从而大大降低了漕运效率。唐太宗、唐高宗期间，每年转运的漕粮不过20万石左右，主要就是因为遇到低水位时漕船不得不搁浅，只有等到水涨时才能继续航运。这种搁浅，导致船时常停留不说，也延误了漕运时间，同时也给了盗匪可乘之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唐玄宗继位时才有所改善。但王朝的开支却和运河的水位升降无关，处于一直激增的状态！漕运量虽然增加了数倍，但仍然是入不敷出，供不应求！唐玄宗继位后，“屋漏偏逢连阴雨”，漕运不畅，又兼之“京师雨水害稼，谷价踊贵”，所以，使得漕运变得更加繁重而艰巨，致使玄宗皇帝及其文武百官们一筹莫展。期间有人就给皇帝奏本啦，说：京都长安往东的一段河道，水位不正常，异常艰险，非常难于行船，不如改用陆路运输。但很多大臣就反对：这一办法既增加不了运输量，反而费用更大，不可取，所以仍旧坚持水运为宜。

（《古运回望图》展厅）

　　唐开元21年（933年），大臣裴耀卿向神宗皇帝献计，提出了节级转运法“。他的建议被采纳，并被任命为转运使，掌管漕运等事宜。裴耀卿受命后，立即实施他所创建的运行机制，也就是：水通则漕运，水浅则储仓以待。所以，他带人在运河沿岸各地相继建立了许多粮仓，如河口的虎牢仓、巩县的河口仓、河阴的河阴仓、河西的板门仓、三门东的集津仓与三门西的盐仓等等。由此，许多以梁仓命名的地名也就应运而生。与建仓的同时，他还采取了如下措施：规定江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洛，诸仓之间递相转运。从而以后，漕船既不中途停滞了，漕运周期缩短了，偷盗也就此绝迹了，漕粮毫无损耗。三年间，漕运粮食达到700万石，节省下陆运费用30万缗！实践证明：节级转运法，不仅不需要花费很多人力和财力，而且大大提高了大运河的运输能力。从江南至关中，漕船往来不绝，呈现出一派水上繁荣，从而有效地解决了盛唐的漕运问题，并在历史上首创了漕运章法。从此以后，漕职在朝廷中的地位，更加受到重视。

（《古运回望图》发布会现场）

　　但城门失火，往往殃及池鱼。安史之乱，使得唐朝由盛而衰，漕运由此受到影响，每况愈下。到了中唐时期，漕粮供应严重不足，且不能及时运到京都，而当时吴中地区又灾害相集，连年饥馑，以致于“米斗值数千，死者难计数”！漕粮的馈乏，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安危。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命令刘晏为户部侍郎、京兆尹、度支盐铁转运使，掌管漕运重任。刘晏上任后，亲自带人从淮水和泗水乘船出发，经过汴水入黄河，一直走到河阴以及巩县及洛阳，考察堤堰漕仓的设置，研究漕运利病，最后制定了一套治理河道和漕运的方案，上报朝廷，获得了皇上给予主办漕运的全权，即按计划实施如下方案：

　　1、组织人力物力，疏浚汴河河道，培护河堤，修筑闸堰，并设置了官吏加以管理；

　　2、不惜工本，筹备运输工具，在扬州建立了十几个大船场，制造分别适应不同河道的漕船，其中汴船号“歇舶支江船”，多达二千多艘，而每艘的载重就达一千石；

　　3、在裴耀卿“节级转运法基础上，根据各段河道的地形、水势等不同特点，分别采取了江、汴、河、渭分段接运到京师的方法，历史上称作”转搬法“；并且改民运为官运，既保障了漕运的安全，也节省了民力致力于生产；另改散运法为麻袋或蒲包盛装，这样有利于中途转搬，提高了运输效率；

　　4、为了适应转搬法，刘晏还改进了漕运组织：以十搬船为1纲，教练兵士习水性，担任水手船工。一来保证了运输安全，二来节省民力。每纲兵士共计50人，并由州县官亲自担纲押运。

编者介绍：

谷建华，北京市政协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委员，北京市通州区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政协委员。北京大运河翰林文化开发中心董事长，大运河翰林民俗博物馆馆长，鸡鸣驿邮驿文化主题邮局•邮票展览馆馆长，东方剑桥瀚林华馨教育集团董事、中国网大运河频道原主编，央广网运河频道原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