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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千里访古运》是一本纪实类的文化著作。作者对大运河沿途的考察调研,对人情风土的描写,再现了大运河的风貌。
作者撰写该书源于她初见国画长卷《京门九衢图》。该长卷对老北京历史文化的记载之详细,工程之浩大,深深感动了她。之后,她参与《古运回望图》的创作。这两部长卷是在领导专家指导和支持下,北京大运河翰林文化开发中心组织制作完成。
如果说《古运回望图》是用国画描绘古运河全貌,那《千里访古运》则是用笔来描述大运河的沧桑历史。
此处对《千里访古运》进行连载,以飨读者。
缘起
2002年冬天,作者在北京大运河翰林文化开发中心,意外地看到了刚竣稿的国画长卷《京门九衢图》,该作品完整而形象地描述了康乾盛世时期的老北京二十道城门及风土人情。作者才知道老北京城分为外九内七皇城四二十道城门,每道城门,又各有不同的功用等。
后来,作者采访了谷建华先生。也正是这次采访,系结了作者和翰林文化开发中心一次合作之缘——继《京门九衢图》之后,翰林文化开发中心又着手系列历史文化工程另一个项目——《古运回望图》的运作,作者即有幸成为这项工程的创作者之一。《古运回望图》是以反映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漕运文化及风土人情为主题的又一国画巨制,画的内容将展现大运河纵跨廿十四个省,两个直辖市的自然全貌。这部作品,无论从经济、人力的投入,还是从作品所表现的内涵及画幅长短,其规模都远远超过了《京门九衢图》,从而也具有更深、更广、更远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此作的主创者有刘克宁、刘振源、朱振芳和史慧芳等几位中年画家,他们也是《京门九衢图》的主创人员。如果说他们将用画笔来描绘古运河全貌,作者则是用笔来描述大运河的沧桑历史。
一如作者生活在北京多年,曾一度不知北京多少道城门、和城门到底都啥样;土生土长老老少少的中国人,一定也会有很多人不知京杭大运河在哪里?有多长?其功用……所以作者要画大运河,要写大运河,不论哪一种艺术表现形式,都是出于同一种目的:让世人记住大运河,珍惜大运河!因为它不仅是一条河流,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它和长城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的结晶。
(《古运回望图》卷首节选)
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朱帝迁都北京,实行了南粮北运,不但再度大规模疏通京杭大运河,而且为了保证漕粮及时安全北运,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漕运制度。有了规矩可依,才能更好的画成方圆。明朝漕运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南粮北运的实现,并促成了明代二百多年运河航运的兴盛局面。下面,我们就看看明王朝到底建立了哪些漕运制度、到底采取了怎样的措施:
一、漕运的管理体系
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在北方设立了漕运司,命武职大臣为漕运使,督理海运漕政。但不久废革。到了永乐帝的时候,他又出了一新招,即改为由总兵官司各1人催督粮运,主持漕运。同时呢,又令侍郎、御史催督,郎中和员外郎分理,由主事督兑。自此,漕运管理机构才算初步建立。
到了景泰初年,开始设漕运总督1人,驻地为淮安。与总兵、参将等司理漕事。每年的八月,漕督、总兵官司等赴京,一起商讨明年的漕运事宜。正月里面,漕督则巡视淮安、扬州等运段,督视漕船过江过淮;总兵则驻扎在徐邳,督导漕船过黄河入会通河。漕督是总管漕政的首长,凡是征收漕粮、兑运开船、催攒运输以及查验核实等一切漕政事宜,都要听漕督发号施令的。
(中国当代书法家、美术史论家孙克先生为《古运回望图》挥毫)
漕督以下,按不同职责又分为领运、攒运和监兑等官职。
领运,主要由漕省卫所的军士承担。领运官即是漕船的把总或指挥。其中,南京设有2员,浙江2员,江西1员,湖广1员,山东1员,江北直隶2员,南直隶2员,总共12个把总,统领12万军卫运丁。
攒运,则是由户部侍郎、郎中或御史充任。他们的职责是督催漕船如期开行,以防拖延迟误。其实,漕督、河总及沿运各省巡抚等官职,都兼负有催攒漕船的任务,攒运是专职催攒漕船而已。
监兑,由户部主事充任。朝廷每年在聚议完漕运之事后,即责令户部主事5人,分别前往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等地,督和当地的官府州县正官以及管粮官一起督导徵兑。说白了,监兑就是验粮官儿。主要是察看米色好不好、漕船起运的快慢等事宜。但同时,他们还负有对起运、征收中的舞弊有监督的责任,如果有舞弊现象,他们会上报漕督或总兵官。
漕粮的征收,主要是面对地方省府州县。因此,在有漕粮义务的各省,都有一套相关的漕政官制。其中,督粮道是有漕各省设置的常设机构,主要由道员出任,职责是总理各省的漕粮储备,协助巡抚主管本省的漕粮征收和起运。押运则是由各漕省参政出任,道员们不管。江南各省押运的参政,一般是每年正月就开始移驻瓜州和仪真两港,经江南各地汇聚来的粮船过闸过坝,以防堵塞,然后管押进京。他们有点类似于大运河上的“交警”,且是“全线”值勤。江北各省的漕船,则是直接押运北京。所有押解的粮船抵达通州后,要出具粮米无亏损的印结,然后才可以将卸空的粮船押回本地,称之为回空。至此,参政们才算完成了一次“上岗值勤”。至于漕粮的征收,则是漕府州县正官的职责,并由佐贰官监收,参政们不管。
为了防止漕政中的弊政,明朝还特别设置了巡漕御史,由京官直接出任。巡漕御史负责监察河道及漕运二司的吏治,驻地为淮安。巡漕御史们属于漕运管理中的监察系统,在明朝,巡漕御史一般由皇帝们的贴身人士锦衣卫和太监充任。皇梁皇梁嘛,这可是国家赖以存亡的命脉。一旦粮仓中出现了“大耗子”,可是比中途遇到强盗损失更大,所以皇帝们自然选用些特种材质的“老鼠夹子”,专打“家贼”!
(古运回望图创作研讨会)
明代漕运管理中的漕司、河道与地方,构成了漕运中征收、起运两大环节既相互制约又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明史·食货志》曾对三者的职权责任如此概括:米不备,军卫船不备,过淮误期者,责在巡抚;米具,船备,不即验收,非河梗而压帮停泊,过洪误期,因而漂冻者,责在漕司;粮船依限,河渠淤浅,疏浚无法,闸座启闭失时,不得过洪抵湾者,责在河道。责权分明,才不会有相互推诿、彼此踢皮球的劣政现象出现。
二、漕运的规模
明朝时期,漕运的规模可从两方面来判断:一是看承担漕运的运军规模,二是看起运的漕粮数额。
永乐年间,运河刚刚全线畅通,漕运运军只用南京和南直隶及浙江、江西、湖广、山东四都司卫所的官军攒运,军士和船只都没有确定的数额,但始终维持在一万多只船、十几万军士的规模。可以说整个明代前期,漕粮运输也没有限定的数额,永乐年间最多时达460多万石。其中,来自山东、河南的漕粮,称“北粮”;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等地的漕粮,称“南粮”。
三、漕粮的征收
明代漕粮征收的起点是各有漕省地的征漕州县,终点是北京和通州交仓。
为了便于转输起运,在运河沿线设有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天津等到五大粮仓基地,称为“水次仓”。
在各个征收漕粮的州县,漕粮的征收编派分别有不同的情形:有按田地的等则编派的,有按顷亩的平均编派的。并且各地的漕粮任务也不尽相同。江南土肥,亩产高,漕粮征收科较重;江北土贫,亩产低,科则较轻。另外就是所征漕粮的类别,各地也有所不一。江南江宁、安庆等十六府州主要征收粳糯粟米;苏松常镇等府州则以粳米为主,糯米为次;浙江的杭嘉湖三府往往征收粳米和灿米;江西、湖广则征收粳米,兼收糯米,而山东、河南两省呢,主查征收粟米和麦豆。
各地在征收漕粮前,要先上交“样米”,就是米样子,这是为了严防交漕粮时“挂羊头卖狗肉”。样米封好送至户部,然后由户部转发到各仓收候。等运粮到时,须比对相同,否则不予收纳。对送交样米的时限也有规定:山东、河南一般限在每年的三月以内(万历后改以二月);江北直隶各府一般限在每年的六月以内(后改为三月);浙江、湖广、江西限每年的七月以内(后改为四月),不得迟误。
(《古运回望图》中运送漕粮的漕船)
四、漕粮运解
明代前期,漕粮解运实行的是“民收民解”,也就是老百姓的粮食由老百姓收交,然后运到指定的水次仓。各州县征收漕粮时,一般是“里甲催征,粮户上纳,粮长收解,州县监收”。粮长(或大户)和里甲,均由官府任派,选民间殷实大户,在民间执行公事,然后把漕粮运抵指定的水次仓交纳,这种征解也称为“支运”。其中,江西、湖广、浙江的漕粮,要运交到淮安仓;苏州、松江、宁国、池州、庐州、安庆、广德的漕粮,则运抵徐州仓;应天、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凤阳、太仓、滁州、和州的漕粮,运到临清;山东、河南两省的漕粮运达德州仓。这些水次仓的漕粮各自完成收缴任务后,再由运军分段接运进北京和通州。
实行民间“支运”法,把漕粮运到指定的水次仓交纳,不但路途遥远,颇费时日,而且对江南各省的纳漕民户,运漕往返,历时近一年,不仅耗费颇多,而且也耽误农时,影响下一年的农业生产!所以到了宣德六年(1431),开始改行“兑运”法,即农民们可把漕粮运到淮安和瓜洲,按一定条个兑给卫所,然后由运军运载到北京。如果有“不愿兑者,亦听其自运”,兑运与支运并行。到了正统年间,兑运漕粮已经占到了漕粮总数的十之六七,支运则仅占十之三四。“兑运者多,而支运者少矣。”由此足见兑运法的广受欢迎。
不通则变,变则通,通了之后,即要大力推广。至成化七年(1471)时,朝廷即下令淮安、徐州、临清和德州四大粮仓基地,全部改为就近水次码头交兑,实行军运代替民运,推行由州县兑粮到京通交仓的“长运法”。从此以后,纳粮户不再参与解运,“官司军长运遂为定制”。长运法的实行,使得长江以南的纳粮户不必再运粮过江,从而免除了运途之劳,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农业生产。如此于私于公都有利。
(运河研讨会现场)
编者介绍:
谷建华,北京市政协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委员,北京市通州区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政协委员。北京大运河翰林文化开发中心董事长,大运河翰林民俗博物馆馆长,鸡鸣驿邮驿文化主题邮局•邮票展览馆馆长,东方剑桥瀚林华馨教育集团董事、中国网大运河频道原主编,央广网运河频道原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