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访古运》是一本纪实类的文化著作。作者对大运河沿途的考察调研，对人情风土的描写，再现了大运河的风貌。

　　作者撰写该书源于她初见国画长卷《京门九衢图》。该长卷对老北京历史文化的记载之详细，工程之浩大，深深感动了她。之后，她参与《古运回望图》的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长卷是在费孝通、胡洁青（老舍先生夫人）、柴泽民等专家指导和支持下，北京大运河翰林文化开发中心组织制作完成。

　　如果说《古运回望图》是用国画描绘古运河全貌，那《千里访古运》则是用笔来描述大运河的沧桑历史。

　　此处对《千里访古运》进行连载，以飨读者。本期跟随作者一起走进德州。

（《古运回望图》德州段）

　　元初，南北运河开通。但经过元末战乱，兼之明初定都江南，北方的大运河疏于治理，特别是山东境内的大运河，大多淤塞，难以通航。永乐年间，明朝迁都北京，为了方便漕粮运输，不得不发动民力，重新疏浚运河。德州的屈起，即是从京杭大运河的再度被疏浚后开始的。

　　永乐是个限界高远的帝王，他的文治武功对整个明代的影响很大。在他执政期间，另一个重要举动就是取消了洪武年间“一片森板也不准出海”的闭关锁国政策，并派遣郑和游弋西洋。当然啦，永乐让郑氏下西洋的目的，并不是在于通商，而只是为了炫耀王朝国威，促使沿途小国对明王朝臣服。迁都北京之后，运河的地位更加重要，无论从广州还是人闽浙沿海登陆的外国使节，都要从京杭运河进京。运河上的杭州、苏州、扬州、济宁、临清、德州等城市都是“商贾如织”的贸易中心，往来于运河上的外国使节、商人，多在此驻足。苏禄王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到中国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都其国家的政策有关。一个崇尚“闭关锁国”的国家，虽不能说是“零外交”，但其与国外的交往圈子，肯定小得可怜。对于这样的国家，任何通天街衢，于其都是一种摆设和装饰，谈不上任何衫价值。一如一个企业里虽然不乏人才，但企业领导者却不懂得惜人和用人，那么人才只是花瓶样的僵固资源而已。由此，企业得不到壮大，人才的价值也无以体现。这种“企业时势”，是造不出英雄来的。京杭大运河，于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条“通天街衢”，在那种交通不发达的年代里，它都是一根“柜梁”，踩着它的脊背，甚至可以说无所不往。但它的价值真正充分体现的时代，也即是“外交英雄”的辉煌时代，却是在明成祖之后——这就不得不追溯到明成祖的外交政策。

（《古运回望图》研讨会）

　　明朝洪武时期，一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明朝既不派使臣出使其他国家，也不许外国的使者来中国，特别是限制朝贡番国的数量——说白了，连一些周连小国来中国进贡都不甚欢迎！怕外国人在中国安插间谍？怕中国的文明被外国人偷学去了？怕外国人策反中国臣民？……不得而知。如果把“俱人入内”理解为“自保”意识作崇，那不许国人外出则可以推测为“自大”意识作怪！大概崇尚闭关锁国的中国帝王们都自视甚高，以为自己的江山大得不得了，自己的臣民聪明的不得了，自己的物产丰富得不得了，正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嘛，“老大”是用不着费神俯瞰“老二老三……”等弟弟们的！总之吧，闭关锁国政策，虽说让自己的国家某种角度上增强了安全系数，要命的却束缚了国家的发展壮大与文明的进步。

　　明成祖朱棣，应该说是个眼界高远且心胸开阔的皇帝，他继位之后，一改洪武时期的外交政策，一方面下令全国大规模制造一些豪华巨船，然后派郑和带领气势豪迈的船队沿运河南下，直使入大西洋，游历各国，夸富示威；同时呢，他也不忘思及郑氏带来的“广告”效益，于各地设下许多驿馆，鼓励海外诸国的使臣商贾们来明朝开展朝贡贸易。后来的事实呢，也的确很对得起朱帝的苦心和设想，郑和下西洋之后，入华朝贡的国家数量增长很快，到了永乐末年时，受朝命而入贡中国的国家已达到三十多个。

（《古运回望图》创作小组运河沿线写生、摄像）

　　永乐帝迁都北京之后，凡是从广州、福建和浙江沿海登陆到明朝朝贡的外国使节，都必须经由京杭大运河北上到达北京。从那个时候起，京杭大运河也就迈上了早就该迈上的历史舞台——“外交街衢”，除了继续承负着漕运的重任，同时挑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的历史使命。

　　明朝时期，与海外的贸易形式是主要是朝贡贸易，洪武时期也称作勘合贸易。所谓朝贡贸易，就是通过各国官方使节的相互访问，用馈赠礼物的形式所进行的官方贸易。

　　从汉朝时候起，随着中外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朝贡贸易不仅是中外贸易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历代王朝对外政策在经济方面的一种体现形式，通过这种特殊的贸易形式，促使中国周边的异邦小国，特别是与中国为邻的各个小国，借着向中国进献各种珍贵特产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向慕之情，进而表明自己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但中国获得此大国的尊贵感觉，并不是唾手可得的。因为对于每一个小国的每一次朝贡，中国各代皇朝必定要以大量的丝织品、金银、瓷器、铁器等国式特产作为回赠，由此方可以借此在政治上与之建立名义上的藩属关系，以维护泱泱大国的政治形象。特别是郑氏下西洋之后，明代的朝贡贸易达到了历史之极盛。

（《古运回望图》采风图片）

　　贸易，究其实质，即是从物品倒买倒卖的过程中从利。贸易的发展，也是得益于这种利润的积累与增长。正所谓一般意义上的商人，不会干赔本的生意。朝贡贸易，虽然贸易前有“朝贡”之定语，但“贸易”的本质含义应该不变，只是一种具有历史时代特色的经济形式。不过，中国历史上的朝贡贸易，虽然名为贸易，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等价或赢利交换，实质是“厚往薄来”非功利主义色彩很重的政治和经济外交形式。如果说其一定捞到了什么好处的话，则只是赚得了一种大国的尊严。中国历代各国愿作这种贸易，从经济角度来讲，套句现代的话叫“名誉投资”；从政治角度来说，只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们一种“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社交策略。进行朝贡贸易的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国域外的远近国家中，树立起中国崇高的威望，使天下疏民归心，使诸国因对中国敬畏而向往，从而进一步巩固封建专制统治。

编者介绍：

谷建华，北京市政协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委员，北京市通州区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政协委员。北京大运河翰林文化开发中心董事长，大运河翰林民俗博物馆馆长，鸡鸣驿邮驿文化主题邮局•邮票展览馆馆长，东方剑桥瀚林华馨教育集团董事、中国网大运河频道原主编，央广网运河频道原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