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访古运》是一本纪实类的文化著作。作者对大运河沿途的考察调研，对人情风土的描写，再现了大运河的风貌。

作者撰写该书源于她初见国画长卷《京门九衢图》。该长卷对老北京历史文化的记载之详细，工程之浩大，深深感动了她。之后，她参与《古运回望图》的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长卷是在费孝通、胡洁青（老舍先生夫人）、柴泽民等专家指导和支持下，北京大运河翰林文化开发中心组织制作完成。

如果说《古运回望图》是用国画描绘古运河全貌，那《千里访古运》则是用笔来描述大运河的沧桑历史。

此处对《千里访古运》进行连载，以飨读者。本期继续介绍明朝的朝贡贸易。

（《古运回望图》往来贸易的商船）

洪武四年（1371年）间，日本曾派僧人祖来为使节，来华朝贡，奉表称臣。从此以后，日本与明朝便建立了官方联系。明朝廷特地发给祖来“勘合”金牌，准许日本使节来中国进行勘合贸易，也就是“朝贡贸易”。

勘合贸易也是官方贸易，但不是普通的朝贡贸易，进行勘合贸易的贡使，必须持有所在国国王的任命书、以及给明朝皇帝的奉表才能入朝进贡；否则，均被明朝视为不合法使者，拿着再丰厚的东西也不要，说俗点儿即是：来者不够身份档次，不配给吾后进贡！对于具有合法手续的日本贡使的往返，明朝廷则规定沿途官府要给予接待，并支付廪给口粮。所谓廪给，就是指给使团官员的食用品；口粮，则是

给一般商人的用物。正所谓身份不同，得到的饮食待遇也不一样。除地方官府支付口粮外，其余的柴啊、蔬菜啊、油盐啊、茶等，都是折合成银两支付的，称之为“色”。跑点话题讲，中文有一词叫“食色”，原意也未必是批人的眼睛贪婪美貌或什么生理淫欲，而就是明朝所指的这些“蔬菜和油盐、茶”之类东西！今天的“食色”词意，大概是古来以久人们以讹传讹、或人们进化后的想象力派生出的词意外延吧。嘿嘿，插科打诨而已！还是言归正传吧——日本学者木宫奉泰彦所著的《日中文化交流》中，曾列举出当时宁波等地支付日本使节、商人的口粮和银两开支，内容如下：

宁波：官员廪给——白米五升，其外十三色；口粮：黑米三升，其外四色。

（《古运回望图》研讨会）

和任何国家的勘合贸易中，明朝所赐赏物的价值，远远高于外国贡物的价值，加上外国使节在中国境内的费用又由官府负担，所以，当时的日本商人们特愿意以勘合贸易的形式来华出这种肥差！在日本的贡品中，倭刀和折扇是数量最多的，所以有“日本以便一刀一扇耳”之流行语。也就是说，当时日本留给中国人的印象，好象只会生产刀和扇似的！日本刀的功用且不说吧，但聊日本的折扇吧。这之前，中国人也用扇子，但不是日本那类的折扇，多是用鸟类羽毛、或用绢、或用蒲草做的扇子。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喜欢摇一把鹅毛扇。摇着鹅毛扇的诸葛形象，似乎也成为中国成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立体注脚！绢制扇则是富贵女人的一种饰品。老百姓常用的则是蒲扇，多是夏天扑蚊蝇和乘凉所需，仅仅是工具而已。日本折扇大量传入中国后，迅速流行开来，成为当时各个阶层的必需品。扇子可折，首先携带方便，人见人爱。渐渐地，人们又发现，扇子其实不止可以扑蚊乘凉，还可以在上面题诗作画，或裱于墙壁装饰自家，或赠予友人或情人表情达意。那种别致的孤形、那种特有的褶子，很能激发出书画者在普通宣纸布帛上难有的灵感。所以，永乐以后，明朝各地开始仿制折扇。明正德年间，中国还专门派工匠去日本学习制扇工艺中的洒金技术。中国人把折扇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出现了在扇面上题诗作画的新形艺术，成为书法绘画中一个新门粝，并创造出了许多书画的艺术珍品。面貌一新中国的戏剧、民间舞蹈、杂技、相声等艺术门类中，折扇也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具。

（《古运回望图》采风照片）

在来华的日本勘合贸易使团中，除了官方使节和商人外，还有一大批僧人和学者。他们来中国的目的，并非淘金，更主要的是来学习和旅游。沉稳且绵蜒的京杭大运河，千年不息地流啊流啊，滋养了两岸不绝的自然风光，更赋予因它而生的城镇无穷的财富和文明，如：有“小燕京”之誉的通州、有沙舟古渡之称的临清、有“人间天堂”之美名的杭州和苏州、还有烟花三月引得无数人竟相所下的扬州等。如果没有京杭大运河，就很难说会有这些城市的繁荣和富丽。正是这些地区的名胜古迹、湖光山色、名刹古寺等，使得日本僧人和学者们留流忘返。所以他们前往北京时，都沿水路前行，尽管骑中国马和乘中国轿的感觉也不错。相比之下，他们更觉着沿运河的城市，不仅是商业大都会，还是历史文化名城，游历其中，都会使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和体味博大精神的中国文化。

成化四年（1468年），在日本来华的贡使中，有一位日本著名的画家小田等扬。来中国后，他刻苦学习中国画的技法；回国之后，创立了云谷画派，成为日本水墨山水画的一代宗师。相信在他回到日本施教的日子，给学生们所讲最多的，除了绘画技法，应该还有有关京杭大运河的种种：因为他来去都是浮在大运河背上的，因为他游历过大运河畔的名山大川，因为他体味过大运河畔的风土人情……

（运河沿线桥梁的文物古迹-《古运回望图》采风照片）

明朝与朝鲜的修好，可追溯到隋唐之前。隋唐时期，是两国交往的一个鼎盛。到明朝时，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则达到了另一个高潮时期。

按明朝规定，朝鲜应该三年一贡。但事实是，当时慕名或慕利从山东沿海登陆中国的朝鲜贡使，每年都不止一次！仅就明洪武三年（1370年）、四年统计，高丽使节每年有两次浮海来到中国。

明朝初年，朝鲜贡使大多从江浙一带登陆，经由运河乘船抵达南京。他们走这条路线，主要是考虑运输便利，因为大量朝贡贸易的货物和夹带的私物，水陆运输成本是最便利的。所以明迁都北京后，朝鲜贡使依然经大运河乘船进京，只不过登陆地点多改在山东沿海。

明朝时期，朝鲜进贡中国的物品，主要是战马和布匹。因为明初为防御蒙古进攻，军队需要马匹，大量战马即是从朝鲜半岛购进的。仅就洪武十七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间，由朝鲜输入中国的战马就达35000多匹！朝鲜虽然盛产战马，可跟中国关系再好，也好不到白给那么多战马的份上。据历史记载，当时明朝的每匹朝鲜战马，至少要用文绮二匹、绢布八匹交易获得。也就是说，朝鲜贡使每次入中国，船上满载而来的是战马，而船载而归的，则是大量的绢帛和布匹，往来所行的水道，依然是浩浩长流——京杭大运河。再经由海运，运归朝鲜国内。如果没有京杭大运河，如此大批的朝鲜战马能否快捷安全的送到中国？每匹战马的获利是否依然丰厚？这些问题，也许朝鲜贡使们会在心里给历史一个诚实的答案。

（创作小组沿线考察）

明朝，在朝鲜派遣来华的使团中，除了商人以外，还有前来留学的学生、僧人和乐师。值得一书的是，明洪武四年，朝鲜学生金涛还在中国考中了进士，明帝授予他安丘县丞一职。只可惜这位金知县汉语不太流利，没能在中国建树政绩，留下佳话，只两年后，便回到朝鲜。但他在中国所接受的教育和在中国耳濡目染的文化，却是他一生受益的；且回国之后，一定也言传身教给更多的朝鲜人，从而为中朝文化交流作出了可喜的奉献。

编者介绍：

谷建华，北京市政协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委员，北京市通州区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政协委员。北京大运河翰林文化开发中心董事长，大运河翰林民俗博物馆馆长，鸡鸣驿邮驿文化主题邮局•邮票展览馆馆长，东方剑桥瀚林华馨教育集团董事、中国网大运河频道原主编，央广网运河频道原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