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访古运》是一本纪实类的文化著作。作者对大运河沿途的考察调研，对人情风土的描写，再现了大运河的风貌。

作者撰写该书源于她初见国画长卷《京门九衢图》。该长卷对老北京历史文化的记载之详细，工程之浩大，深深感动了她。之后，她参与《古运回望图》的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长卷是在费孝通、胡洁青（老舍先生夫人）、柴泽民等专家指导和支持下，北京大运河翰林文化开发中心组织制作完成。

如果说《古运回望图》是用国画描绘古运河全貌，那《千里访古运》则是用笔来描述大运河的沧桑历史。此处对《千里访古运》进行连载，以飨读者。本期继续跟随作者走进扬州瓜州古渡。

（《古运回望图》扬州段运河）

瓜州古渡是扬州的一个重要渡口，也是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一个重要关隘。对于某些出入扬州的生意人所言，这里不啻是道“潼关天险”，不仅可以左右财源，更可以左右人的命脉！

瓜州古渡在扬州城南《水经注》载：汉以后江中涨有沙碛，形如瓜，故名“瓜州”。唐末建有城垒。宋道乾四年（1168年）建城，名曰“簸箕城”。明为抗倭要地，更筑瓜州城。清时盐、漕业兴旺。瓜州虽弹丸，然瞰京口，接建康，际沧海，襟大江，实七省咽喉，全扬保障也。且每岁漕舟数百万，浮江而至，百州贸易迁徙之人，往返络绎，必停于是。（引自《嘉庆瓜洲志》）

运河绵长数千里，因为所经地势高低不同，因此，便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水位落差。为了解决这些水位落差问题，运河沿途建了许多堰闸。漕船过堰闸，是非常费周折的。特别是瓜州和清江浦一带，因为运河与长江的水位落差大，且水流湍急，堰多、闸多、坝多，是漕船经过最吃力之处。

前人的诗中曾如此描写过漕船过闸的情景：

邪许万口呼，共拽一绳直，死力各挣前，前起或后跌。

邪许，是纤夫们拉纤时的吆喝声。夜阑人静时，运河上这种“邪许”声或急或缓，一如耕牛的呼吸，听起来很有一种悲怆感。

另有一首诗这么写道：

只筹一缆十夫多，

细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靡太仓廪，

夜闻邪许泪滂沱。

就诗的意境来说，运河上每天过往的船只上千艘，每艘船约有十个纤夫，也就是说每天有上万个声音在合唱“邪许”，那是一种怎样悲壮的力与声音的交响啊！我辈天天坐享库中粮食，却不知南粮北运如此艰辛。

历史上漕船具体是怎样过坝的呢？

过坝之前，先把船卸空，然后用绳索捆住船，坝两侧各有一个绞磨，每个绞磨上套着数头牛，牛拉绞磨转运，木质的船底便贴着石砌的堰坝，一点一点向上磨……这里几乎体现了那个时代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绞盘的运用，人力与畜力的通力合作，杠杆原理与去点的转换，船底与石堰的摩擦系数如何控制在极限之内等。木头与石头，这两种在阴阳红行中最古老的音符，以运河磨堰为舞台，牛是乐师，演示出力学与美学的最高形式：在互相咬楔中痛苦，在痛苦中完成托举与升华。天空、太阳、流水、牯牛因用力绷紧的后胯，还有船夫严肃的面孔，全都冷峻得如金属的雕塑。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漕船过瓜州堰，用牛达二十多头！

（专家学者参观《古运回望图》）

林应训在《天关志》中说，江南运河有浙直七府漕粮，军民二运，船只衔接不断。必出闸外方可起桅挂帆。停泊江中候风北渡，遇怒涛易坏漕船，公私受害。林氏于万历六年（1578年），阅视夹冈河工，始知是由于丹徒镇江石桥阻扼，运船不能起桅出江所致。遂于丹阳以北，凡石桥俱改木顶，为天关，可便抽撤过船。运舟一过丹阳，距江百里，即竖大桅扬帆。有风即渡，无风则停泊运河内地候风。于是始无险阻之患。北船南还，进闸后依次卸桅，颇便利。

自明王朝建北京以来，木材、砖瓦等建筑材料和供封建统治阶级享乐的奢侈物品，都是由瓜州和仪真两港入口的，然后经运河源源不断地转运到北京。

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平江伯陈平曾督运木材经扬州，因为运河的水位浅，漕船没法过，不得不开五塘的水以济运。为了转运建筑材料，瓜州港专门设有砖瓦厂公馆。成化二十二年（1486），南京工部设在仪真的工部分司即在仪真设砖瓦厂二个，可存放500万砖瓦以供中转。

永乐中期，为了营造明皇陵，专门腾出主要港口来中转北运的木材，当时的船之多、运量之大，竟使得瓜州东港淤塞！

洪熙元年（1425），明仁宗朱高炽有意将京师迁回南京，但又害怕因采运木材而引起人民的反抗，影响政局安定，下令自仪真至通州沿河木材一律停滞不前，就地堆垛起来，派人看守；运木军民则一律放回，不准迟延。可惜的是，明仁宗却在这一年逝世，他试图迁都、试图在京北建皇陵，却偏偏自己于北京离世，早早进了皇陵墓地！明宣宗继位后，重又恢复了木材转运，继续兴建明陵寝。

（《古运回望图》创作采风图片）

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在明代已誉满全国。隆庆帝在位仅6年，景德镇即为宫廷烧造了10多万件瓷器。万历十九年（1591）开始，则下令烧造23万件。这些瓷器，都是经过瓜、仪二港，经运河达京师的。直到万历三十八年，经瓜、仪二港向北京转运的瓷器仍陆续不断。

永乐年间，有一种快船，即专为运输宫廷享用品的，也叫差船，共有788只，主要用来运载时鲜果品、笋、茶、禽、蛋、猪木器等等。这些船也要经过瓜、仪二港入运河，然后贡献京师。冬季封河时，就征集民夫从陆路运往北京。另有其他一些物品，诸如广东的珍珠、云南的宝石、苏杭的织绵等。仅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转运苏杭织锦就达7万多匹。万历年间，除苏、松、杭、嘉、湖5府织造品外，还令浙、福、常、镇、徽、宁、扬、广等织造府增加1匹。

明代扬州有一种称为“江汉课船”的客货两用船，上面十几个仓，每个仓可容一人住宿。这种船本来是用于运送瓜、仪至长江中游间盐引课银（即盐税）的，因为顺水行四百里，逆水行也百十里，快捷方便，所以行人常乘坐。天长日久，这种来往于瓜、仪、章、贡、荆、襄之间的船，就成了瓜仪二港航行于大江上的专用客船了。另外，经过扬州内河的客船中，还有一种叫“三吴浪船”的小客船。这种船只需1支大橹，两三人即可结伴而行。当时，无论官员，还是贫民，都喜欢乘这种船，从江南横渡长江，经瓜、仪两港至清江浦，然后航地于黄河。这个时期，从扬州经过，来往于北京、南京之间的客旅官商络绎不绝。正德年间，通州至仪真，官民商贾赁贩溢于旅次，舟楫不可胜数。

更重要的是，瓜，仪两港还是官、私货物的转运港口也是盐、茶、粮商们逐利的场所。因为到达扬州的盐、茶、粮，价格无疑是最低的，这种港口交易，也正是促就港口城市繁荣的主要源动力。天津、临清和扬州等运河城市，无不是如此发展壮大的。

（《古运回望图》创作采风图片）

明代漕船为数众多，天顺时定船11770艘，押运的官军达12万人。成化元年（1465），准许运军附载私物。嘉靖时，又准许漕船揽载货物代客包运。由于漕船代客包揽承运，民间贸易由此日趋繁盛。瓜、仪二港在明代中叶即出现了“百货屯集、懋迁有无，利市三倍”的盛况。瓜州到明正统年间，更是“东南大镇，闽浙诸郡与海外蕃国遣使贡献朝廷，差遣使臣暨漕运商旅之舟皆由瓜州济江”。瓜州镇茶肆客栈冠盖如云，客商摩肩接踵。

嘉靖三十三年（1554），为防止倭寇的骚扰，知府吴桂芳带人重筑在元末战争中倾废的瓜州城，“东西跨坝，周一千五百四十三丈九尺，高二丈一尺”。瓜州城更加坚固，和仪真并驾齐驱，成为明代漕粮、盐、茶和南北杂货的中转和集散基地。

明代，仅淮河沿岸的盐就占天下半数以上。两淮有盐厂30个，各场所产的盐，集中在淮安、扬州、泰州、通州、仪真等地方。其中，扬州的盐经真扬运河、由江口解捆，然后发运到上江、湖广和江西等地。靠着古运河，靠着瓜州古渡，天时地利，自然而然地也促进了扬州造船业的蓬勃发展。

明王朝初建时，定都南京，为适应这一需要，建立了以南京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系统。当时，南京的龙江关、江南太仓的刘家港等，可以说是当时全国两个主要的造船基地。

大运河全线通航后，漕运业蓬勃发展，需要大量庞大的内河漕船，于是清江提举司、临清卫河提举司和仪真就相继建立了许多船场——注意，这里是“船场”而非“船厂”。顾名思义，那时的船场不同于现在的船厂，好象没什么厂房，也没什么厂长、主管、工程师、大工、小工等各级很专业、很精确的分工及办公室，大概就那么河边一大场地，所有参与造船的人都聚在一起干事。然后里面有很多流动哨，即官府派来的监工。这些船场主要修造内河漕船，兼造少量的海船。

扬州的官营造船场包括：仪真场、高邮场、兴化所场、扬州场、通州所场、盐城所场、泰兴所场。此7个造船场，分别则仪真卫场官1员（兼管兴化所及本卫遮洋场）和扬州卫场官1员（兼管通州、泰州、盐城3所及本卫遮洋场）进行管理。

（《古运回望图》创作采风图片）

明代，淮扬一带的造船技术有了新的发展。比如，船舶的总长度开始加长，船底设有主、边龙筋，仓口有很强的川口梁。船的横向设有水密横隔仓壁，以增强船舶抗沉性及横向强度。在造船工艺上，已广泛使用钉锔联接木板，并用油麻灰捻缝。自此，船舶已由内河型发展到江海型。

明代江淮造船工业的发展，除工艺方面有所改进，还体现在选料的严格上，根据船体各部分的作用不同会选用不同的木料。一般船底用楠木，舵杆用榆木，船仓用杉木，梁头用杂木。

船场的产品按用途大抵可分3类：宫廷用船、军船和漕船。宫廷、官宦家供奉用船有预备大黄船、大黄船、扁浅小黄船等；军船有400料（石）战船、200料战船、150料战船、100料战船、200料巡沙船、安庆式哨船、九江式哨船、浮桥船、轻浅利便船、舢板船、蜈蚣靶船、马船、快船等；漕运、盐运用船有沙船（江海型）、遮洋船（近海型）、浅船（河型）等。

扬州的船场和明代其他官办手工业一样，是封建政权直接控制，以强制劳役的方式进行生产的。造船的工匠属“匠户”中的一种。工匠分两类：一种叫轮班，一种称为住坐。洪武二十六年（1393），工匠服役法规定：朝廷按将“轮班匠”编定班次，分为5年1班、4年一班、3年一班、2年1班和1年1班等5种轮班制，每班服役时间为3个月。固定在京师或各地的官营手工业部门作工的住坐匠，每月则必须拿出10天的时间来应役。无论是轮班匠还是住坐匠，在服役时间内，政府发给工钱，供给膳食。服役外的大部分时间归自己支配，工匠可以参加社会生产。

与官营造船场相比较，明代扬州、仪真、泰州的私营造船场无论从规模、管理、工艺、营造质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船主、商主“走不测风涛，与蛟龙争命”，身家性命完全寄托于船只的坚固上。故私营船场对设计的精确、构造的合理坚实和工匠的技术熟练都有严格的监督和明确的要求。私营船场主用重金请来官办船场中轮班以及逃亡工匠中的佼佼者，使传播和提高造船技术成为可能。这些工匠是自由的劳动出卖者，在私营船场中出现了原始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新兴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这些船场（如泰州老渔行、扬州宝塔湾）具有相当规模的作场和船坞，拥有数百名工匠，分工很细，有木工、篷工、橹工等。此外还有铁工，能制千重的铁锚、索工，能制围尺许、长百丈的综索、漆工等。

编者介绍

　　谷建华，北京市政协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委员，北京市通州区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政协委员。北京大运河翰林文化开发中心董事长，大运河翰林民俗博物馆馆长，鸡鸣驿邮驿文化主题邮局•邮票展览馆馆长，东方剑桥瀚林华馨教育集团董事、中国网大运河频道原主编，央广网运河频道原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