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访古运》是一本纪实类的文化著作。作者对大运河沿途的考察调研，对人情风土的描写，再现了大运河的风貌。

作者撰写该书源于她初见国画长卷《京门九衢图》。该长卷对老北京历史文化的记载之详细，工程之浩大，深深感动了她。之后，她参与《古运回望图》的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长卷是在费孝通、胡洁青（老舍先生夫人）、柴泽民等专家指导和支持下，北京大运河翰林文化开发中心组织制作完成。

如果说《古运回望图》是用国画描绘古运河全貌，那《千里访古运》则是用笔来描述大运河的沧桑历史。此处对《千里访古运》进行连载，以飨读者。本期继续跟随作者走进扬州。

（《古运回望图》扬州段运河）

高旻寺，始建于隋。康熙42年（1703），即康熙第四次南巡时，赐名高旻寺。院内的文峰塔，明万历（1582）年间所建，砖木结构，七级八面，楼阁式建筑。塔下有一“古运河”碑石，唐朝高僧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即是从这块儿启碇的。塔西北不远处有荷花池，与塔相对为景，互为交映，相映生辉。

古运河从扬州城的东南隅奔流而过，发挥着南北交通航运命脉的作用，不但将一艘艘漕船举托至北京，而迎来各地的名士文人。实际上，富足的扬州，不但中国其他地方的人神往“烟花三月下扬州”，就连一些老外，也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慕名来到扬州——其中一位著名的国际友人是阿拉伯人普哈丁，他在宋咸淳年间即来到扬州。

普哈丁，就是《嘉靖惟扬志》里记载的补好丁，据说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第十六世裔孙。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来扬州弘扬伊斯兰教，为了使扬州的穆斯林有一个活动场所，他经过努力，并在扬州地方官员和各方人士相助下，建成了一座礼拜寺。这座寺院的建筑布局独具一格，形似仙鹤，故又称仙鹤寺。寺门东向，正门高耸，为仙鹤之首；大门内有玉带墙横列，一条长而弯的通道，为仙鹤之颈；寺内的主要建筑礼拜殿，宽五间，进深三间，为鹤之腰身；南面的卷棚前廊，为鹤这双翅；前廊东南方向有一株古老的银杏，已有700多年历史，为鹤之翅尖；院内南北各有一井，为鹤之双眼；礼拜殿的南北两侧各有一株古柏，为鹤之双腿；礼拜殿西面原是一条汶河，河边有修竹数竿，为鹤之尾巴。这样的比喻不可能十分贴切，但由此可见当年这座寺宇创建者的匠心。仙鹤寺曾与杭州的凤凰寺；泉州的麒麟寺，广州的怀圣寺并列为全国四大清真寺。因年代久远，明洪武年间曾重建，嘉靖年间又重修，成为扬州伊斯兰教徒聚礼之处。

普哈丁生前和广陵郡守相处很好，曾对郡守说过，如果他死在中国就将他葬在古运河东岸。可见他对中国的古运河也是很有感情的。他去山东，返回扬州途中病逝在船上，在留给广陵郡守的遗书中仍希望实现生前的愿望。广陵郡守就将他安葬在紧靠古运河东岸的高土岗上。

（专家学者参观《古运回望图》）　

（《古运回望图》创作采风图片）

（《古运回望图》创作采风图片）

京杭大运河给了西方传教士们一方传教的沃土，传教士们也把西方的文明，撒播于运河两岸。

当然，文化交流是相互的，西方的传教士们在传播他们西方文化同时，也把自己学到的中国文化精髓带到了西方，在西方掀起了西方人的研究中国文化的热潮。比如，他们通过翻译中国典籍以及通信、著述等多种形式和渠道，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总之，17世纪，中国文化对西方、特别是对欧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国文化对欧洲审美情趣和生活习惯的影响直接促就了罗柯柯艺术风格的出现——因为当时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绘画等大量输入欧洲。特别是在欧洲的上层社会中，出现了采用中国物品、模仿中国式样为时尚的“中国风格”或“中国趣味”，罗柯柯艺术风格应运而生，并很快风靡欧洲。罗柯柯，意为假山石或装饰用的贝壳。其艺术风格优美轻盈，色彩淡柔，重自然飘逸而不尚雕琢，这和当时路易十四时代流行的雕琢华丽、严谨呆板的巴洛克艺术风格完全不同，却与道法自然的中国古典艺术风格如出一辙。在欧洲的洛可可时代，中国园林艺术也备受欧洲贵族们的推崇。而当时中国园林艺术的发展胜地，则是在京杭大运河沿岸的一些城市如扬州的瘦西湖、个园等，便很有代表性；苏州的拙政园则是另一个园林艺术的精萃所在。

编者介绍

　　谷建华，北京市政协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委员，北京市通州区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政协委员。北京大运河翰林文化开发中心董事长，大运河翰林民俗博物馆馆长，鸡鸣驿邮驿文化主题邮局•邮票展览馆馆长，东方剑桥瀚林华馨教育集团董事、中国网大运河频道原主编，央广网运河频道原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