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访古运》是一本纪实类的文化著作。作者对大运河沿途的考察调研，对人情风土的描写，再现了大运河的风貌。

作者撰写该书源于她初见国画长卷《京门九衢图》。该长卷对老北京历史文化的记载之详细，工程之浩大，深深感动了她。之后，她参与《古运回望图》的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长卷是在费孝通、胡洁青（老舍先生夫人）、柴泽民等专家指导和支持下，北京大运河翰林文化开发中心组织制作完成。

如果说《古运回望图》是用国画描绘古运河全貌，那《千里访古运》则是用笔来描述大运河的沧桑历史。此处对《千里访古运》进行连载，以飨读者。本期继续跟随作者走进杭州。

（《古运回望图》杭州段运河）

所谓商业性农业生产，主要指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比如棉花、果树及桑树的种植与利用，因为这些作物可带来经济效益。

棉花是宋时传入我国的。元代时，开始在南方各省迅速推广种植，但棉花作为第一大经济农作物，则是到了明代才形成的。个人的趋利性扩大种植规模，毕竟是小打小闹，一旦统治机构下了圣旨，那可是铺天盖地的蔓延！洪武元年（1368年）开始，国家开始以行政手段督促推广棉花的种植的生产，此后，棉花种植才在运河南北迅速扩大起来。

运河南部的江南地区，棉花种植主要集中在苏、松两府的沿江、沿海地带。明代中期以后，常、苏两府的江阴、常熟、太仓、昆山、嘉定等县的棉花种植面积也开始加大，不少地区的棉花种植已超过粮食的耕作，专业化植棉变得更具规模。这不仅仅因为南方更看重经济的收益，更因为棉花多了，自然就促进了当地棉纺织业的发展；棉纺织业的发展，则会带来更大的经济回报。因此，无论是棉区还是非棉区，农家多以纺棉织布为主业，进而形成了棉花和棉布的专业市场，吸引全国各地富商巨贾来此采购，直接促进了当地的商业农业的繁荣与发展，大批农家也以经营植棉或从事纺织业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

（专家学者参观《古运回望图》）

运河北部的直隶和山东运河流域，是明代新兴的重要产棉区。到了明中后期，已有超过江南棉区之势。运河区域的东昌府与兖州，则是山东的植棉重点，特别是在郓城地区，粮食耕作与棉花种植相比，“五谷之利不及其半矣”！由于种植棉花比种植粮食作物的经济效益高。因此明朝中期以后，山东棉区相继出现了以营利为生产目的的植棉专业户，商业性植棉生产逐渐兴起。但和江南所不同的是，这里的人们广泛植棉除了直接得利，更是为了拿棉花去交换布匹，然后“运之京边，利十倍之”，而不是直接自己纺织成布。也就是说，北方人更乐于从事棉布倒卖生意。特别是万历以后，随着赋役改革，田赋可以折为银两交纳，这种“货币地租”的实行，更促进了商业性植棉生产的迅速发展，农民纷纷改茬种植，以前种粮食作物的农田，纷纷改为种棉花。因此到了明代后期，山东及直隶运河地区生产的“北棉”，通过运河大量“泛舟布鬻诸南”，已成为当时商品棉流向的主要现象，这说明运河北部的山东及直隶棉区的商业性植棉业日趋兴盛，取代江南，成为新兴的商品棉主要产地。

（《古运回望图》创作采风图片）

在明代的运河区域，除了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果树作为经济农作物的栽培与发展，也非常有力度。早在明朝初年，朝廷即颁布种植桑枣的法令。这一政策在直隶与山东得到了很好的推行，出现了“植树梨枣”的果农专业户。他们销售方式不是像现在的果农一样，等果实成熟商贩来采购，或直接自己拉去卖；而是多采用“商人先岁冬计其木，夏相其实而直（值）之，货于四方”的预定包销形式，这种原始的“批发”已属典型的商品性生产。

在运河南部的江南地区，果树栽培业更为兴盛。当地农家除种植桃李梨等落叶果树外，还利用江南气候温暖的优势，大力发展柑橘、枇杷、杨梅等常绿果树。

如果说这些果树能一次性赚钱的话，那么种植桑树，可以至少多两种赚钱法：一是直接卖桑叶；二是以桑叶养蚕，卖蚕茧同样可赚钱。

（《古运回望图》创作采风图片）

桑树的种植发展主要集中在江南的湖州、嘉兴、及苏州南部部分州县。湖州即是著名的蚕桑之乡，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特别适宜植桑养蚕。当地农家皆以蚕桑生产为主，“尺寸之堤，必树之桑”，以致“田连阡陌，桑麻万顷”。自古以来就有“无不桑之地、无不蚕之家”的说法。苏州府植桑的地区，则主要集中在运河以西的太湖沿岸。农家植桑除了自用饲蚕以外，相当一部分是为出售桑叶，以供应养蚕市场，形成桑叶市场。因此可以说，农桑业也成为了典型的商业性农业经营。

编者介绍

　　谷建华，北京市政协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委员，北京市通州区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政协委员。北京大运河翰林文化开发中心董事长，大运河翰林民俗博物馆馆长，鸡鸣驿邮驿文化主题邮局•邮票展览馆馆长，东方剑桥瀚林华馨教育集团董事、中国网大运河频道原主编，央广网运河频道原总监。